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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 关于“教育的问题”汪丁丁同学是个搞经济的，然而当他谈到“教育的问题”（《读书》，2007年11月）时，语言同样非常精彩，他将经济学当中的理性人假设、投资与回报、折现率、效用等运用到了对父母培养子女的行为分析中，他说“在西方稳态社会里，最普遍的折现率不会超过5%”，折现率换成“年必要报酬率”可能更方便没有学过经济学的同学理解，他还说“以中国转型期社会最普遍的折现率（下限10%，上限35%或更高）……”也就是说中国的父母比西方国家的父母要求的必要收益率要高得多，且不说汪丁丁同学的数据来源和统计计量方法的可靠性，单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否适用于“教育的问题”呢？父母在生养子女的时候是否符合理性人假定呢？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是否是以自身的风险、收益、效用、偏好为衡量标准呢？我感到这正好契合了蒙培元在《理智与情感——重读《贞元六书》、《南渡集》》中对冯友兰的思想的分析，冯友兰认为哲学的用处在于“哲学能使人对于宇宙人生，有理智底了解，亦能使人，对于宇宙人生，有情感底满足”，所以“整个的人”是理智与情感的统一。
反过来以咱老百姓的思维来考虑，以一对小年轻夫妇发现有了孩子了并决定要把他（她）生下来，养育他（她）的决策来看，问：为什么要要这个孩子呢？答曰可能是“一不小心就有了”、“结了婚就该有娃儿呗”、“没结婚也可以有娃儿，有了就生下来嘛”此时这对小年轻会立即产生收益预期吗？ 亦或是两人本来就有计划并按部就班有了孩子，那么他们是在有收益预期的基础上生养孩子的吗？我们知道理性经济人在作出消费与延期消费（投资）决策时，是以未来支付和现有禀赋为约束条件的。但是我想两小年轻有了孩子首要的感觉应该是责任和压力更大了吧，而不是去想孩子将来孝敬自己多少多少。
当然汪丁丁同学所认为的“中国的家长们仍习惯于将子女视为他们私人的一部分，也就是他们肉体与心灵的自然延续”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但我在想大多数父母在费尽心思培养子女为他（她）找好学校、好老师，为他（她）花大把大把的钞票为他（她）风里来雨里去，为他（她）青春期的叛逆性格而心力憔悴时，父母是在考虑自己的效用和收益吗？换句话说，如果预期的必要收益率真的存在，实际的报酬率会有多少呢？当父母为子女倾其所有时，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最可能的回答是：社会竞争激烈，我们应该给他（她）所有我们能给的，让他（她）将来过得好。这种以自身以外的子女的效用为衡量标准的预期函数，完全不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也许也可以考虑子女的效用能够带给父母间接效用，那么父母的效用函数也将包括情感在内由许多因素所决定，并且这种传导过来的效用早已脱离了理性经济人的成本收益预期。既然不能用“理性行为”解释父母的行为，那就只能用情感来解释了，那只是一种人性的朴素的情感，仅此而已。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对于社会稀缺资源的竞争会导致中国的父母如此培养子女的行为呢？关于这一点，汪丁丁同学的观点是贴切的，问题就在于衡量标准，在一场浩浩荡荡的经济改革与转型之中，社会以“经济效率”作为标准，并替代且完全征服了“文学”、“博爱”或“道德”等标准。汪丁丁同学说对如何取消或限制“弱肉强食”的竞争及人类的前途始终持悲观态度，但是他仍然说明了他认为怎样才可以最终走出人类生存的困境：只有在社会创造力被基于每一个人的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禀赋的市场竞争最终扼杀之前，由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物质生活的丰裕程度足以让每一个孩子有计划以美学态度审视自己的人生，并坚持不让他们的孩子再忍受任何基于外在特征而不是内在禀赋的资源配置方式，只有在那一时期，人类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境。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没错，所以汪丁丁同学说他对人类的前途抱有悲观的态度。。
于是乎我不想再继续思考人类的前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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